第一篇：法律工作者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6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作为一名法治工作者，学习了四中全会公报后，感触颇深，下面是本人的心得体会：
法治中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
法治中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政治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点决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决定了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进行，并进而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法治理念及法治模式。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法治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提醒我们，应保持相当的政治敏感甚至政治警惕。法治问题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区别于一般的科学技术，虽然法律本身也具有技术性的特点。此外，一国的法律还体现意识形态和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考量。法治中国建设必须满足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必须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大局。
法治中国的根本立足点是中国国情
毛泽东同志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为此，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多元。因此，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直面中国的现实，有效解决中国问题，“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即“以法治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行为共识，为深化改革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具体言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法治建设的核心是服务于经济发展，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法治建设的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即通过建立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促进法律秩序的形成来构建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并进而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条件，减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培养法治文化，即培育法治思维、弘扬法治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建设生态文明，即依据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总要求，加强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有效利用能源资源、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治体系，以法治来保障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上，坚持“一国两制”原则，更加强化大陆的内地法与港澳台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发展，以法治来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保护国家利益，从而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
法治中国的本质是中国的有效实践
法治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尽管法治本身也包括文化、理念或思想体系。早在2008年，吴邦国同志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2013年2月，***同志强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
中国的法治文明是世界法治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法治分享了现代西方法治的某些原则、理念。同时，我们应当注意，法治中国建设实践不应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我们的法治实践中，应关注中国法治实践的成功做法、经验，尽管这些做法、经验可能并不符合西方法治国家的条条框框或法学教科书的概念、定义;在坚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关注中国法治实践的多样性，充分发挥各地区、各层级尤其是基层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公正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完善那些经过实践证明确实有效并且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法治的做法，并及时以法治的制度形式巩固下来，使法治真正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改革和建设的有效实践。
法治中国具有世界意义
“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世界”。法治中国的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立足点是中国国情，法治中国的本质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有效实践，这丝毫不削弱中国法治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方面，中国法治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近现代以来国际社会提供的基本条件，比如市场经济、民族国家、全球化等。体现在法治上，中国法治也必然以 “宪法和法律至上”、“依法治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法治来促进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这些原则或理念作为法治建构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中国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能够探索并建立其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同时也是为全世界、全人类法治建设提供宝贵经验，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和全世界法治文明增添宝贵财富。
第二篇：律师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
2014年10月20日，备受瞩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幕，依法治国再一次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依法治国主题令人期待。
近年来，人们的眼光总是被那些典型的案件所吸引，总是批评那些典型案件的违法之处。殊不知，在这个社会里，不仅仅违法案件是坑人的，还有许多看似合法的案件也是违反公序良俗并损害公民正当利益的。例如这些年来，许多地方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以“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为由收回了许多公民、法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而进行商业开发。如果原土地使用权人不服而诉讼，则无胜诉之可能，其原因是有法律作为该行政侵权行为的支撑。当然，该法条第(一)项“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事由也创造了同一法律条款内部的矛盾。至于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则是举不胜举。
从上面这个十分典型的法律内容矛盾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要真正依法治国，就无法回避立法缺乏科学性的问题。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立法过程缺乏民主，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到位，从而导致立法的前瞻性与现实性统一的不理想。要解决科学立法的问题，必须解决立法公正性、公开性、效率性、群众性、统一性五个问题。
一、关于立法的公正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多数法律的制定都有行政立法痕迹。其中多半法律是由行政主管部门先行起草，经国务院法制办审查，然后由国务院报立法机关审定成为法律。而行政法规层面，部门立法的比例更高。
行政机关立法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的背景下，行政机关立法与权力机关立法相比，所具有的执行性、补充性、技术性、灵活性、应急性、具体性、先行试验性和效率性等特点被夸大，造成了中国法律体系内外冲突的局面。
行政主管部门起草立法项目有其合理性，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所要规范的领域有着相对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现实存在的急需立法规范的事项较为熟悉，对存在的问题较为清楚。因此，起草的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立法效率较高，然而，法律的公正性是法律的生命，中国的许多法律充分表现出明显的部门利益，立法成为一些部门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通过立法，将本部门的利益加以固定，为将来的法规、规章维护本部门的权力与利益留下窗口，从而导致立法质量不高，难以实现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立法过程中，行政主管部门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涉及部门权力、利益的“核心”条款、“干货”条款上，而对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等的总体研究把握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其结果不仅解决不了立法原本想解决的问题，甚至会造成负面的规范引导，损害法律的权威，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
除了参与立法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立法中偏袒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不争的客观现实。这里有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原因，也有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起草法律草案时听取、考虑相关利益方的意见不全面的原因。显然，在制约机制尚未健全和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立法对于法律的科学性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要增强立法的公正性就需要法律草案的起草机构更加超脱，更加中立，更加专业，没有部门利益。为此，必须尽快改变立法由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起草的局面。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釆用由人大专门机构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办法来起草法律草案。
二、关于立法的公开性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然而，如何实现却没有法定的具体程序，最见效的方法其实是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增强立法透明度。
作为法律，只有公开才有效力，其制定同样不存在必须保密的理由，必须增强立法的公开性。改变这个现状的关键是立法从起草时就公开，坚决拋弃立法神秘化的传统观念，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
在拟定立法计划、制定立法项目的阶段，就应广泛、深入地征求公众意见。在起草过程中，要注重通过中介组织、人民团体、社区等多种渠道倾听基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ti的意见，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合法权益在制度建设中得到充分保障。在草案的修改中，要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并探索建立对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草案定稿后要及时公开，听取社会的意见和建议。这方面，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做得很不错，但是其他法律就没有如物权法那样及时公开征求意见。
三、关于立法的效率性
立法是件严肃的事情，需要仔细思量、推敲。但是，法律又有一定的时效性，要讲究效率。有学者评论认为“目前我国立法效率较低，存在立法浪费、立法越权、立法谋私、立法寻租和立法低质五大现象”，而我的认识是当前立法效率性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立法效益问题。
立法效益即立法实施后所产生的符合立法目的的有益效果，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立法的经济效益是指立法实施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有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节约交易成本，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行为规则，保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一致，减少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活动结果的可预见性。立法的社会效益指立法实施后所产生的对社会的有益效果即社会的有机协调状态，如法治秩序的进步、社会稳定性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增强、社会生活秩序好转、道德水平提高等。立法效益越大，单位成本的产出就越大，立法效率就越高；
相反，立法效益越小，单位成本的产出就越小，立法效率也就越低。因此，可以说立法效益和立法效率成直接正相关。
现实中由于某种原因，起草过程中博弈的时间越来越长。大多数立法项目特别是涉及多部门的立法项目，各部门为维护和争取本部门的利益，不断展开博弈，使立法周期延长，协调难度加大，在影响立法公正的同时严重影响立法效率。一些急需立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法律却迟迟不出台。例如，为了防止土地财政引起的暴力征地与拆迁的问题，物权法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后，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部门法的相关规定却依旧不改，导致社会矛盾加剧，这显然是一种渎职行为。
四、立法的群众性
当前立法透明度还不够，公众参与渠道比较有限，公众参与程度比较低，作为资源分配优势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强势利益代表方在参与立法和意见表达方面占据优势，对立法的影响更强，导致相对弱势利益方意见容易受到压制，使受到影响的各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一些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行政机关借法扩权，与民争利，为本部门的行政行为寻求合法外衣。在行政立法中，有的部门为本部门的管理便利，随意为本部门设权，不断增设审批权、许可权、处罚权、收费权等，增设公民的义务，却对规范本部门行政行为的内容重视不够，甚至刻意规避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忽视对被管理人应享有权利和利益的保护。
这个问题上除了立法机关需要认真履行义务外，还要充分发挥政协等(包括律师)社会团体在立法过程中的决策咨询作用和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社会团体的优势，在立法中听取他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各界要求，更好地体现公众利益。全国律协和律师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其次要借助舆论监督，限制部门利益膨胀和立法权滥用的同时，调动社会关心并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五、立法的统一性
当前中国的上位与下位法之间，同级法律之间，法律与法规之间相互冲突。最典型的是“物权法”与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之间的冲突。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市、较大的市都有规章制定权，这种分散立法导致法条之间相互矛盾的现象时常出现。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甚至于规章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问题规定不同，使管理对象无所适从。
首先，一切立法都必须加强立法规划的权威性。立法必须坚持从公共利益出发。规划立法项目选题时，要杜绝部门利益。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法治政府意识，注重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正确处理公共利益和部门利益、权力与责任、服务与管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
其次，要确保立法机关的权威性。要更多地运用好全国人大机关的立法资源，结合人大制度改革，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立法主体作用。不仅仅是法律，还有法规的制定，人大都应及早介入，尽量减少行政立法数量，有效地杜绝条块分散立法带来的立法冲突，较好地克服行政立法带来的部门化倾向和行政权力膨胀等弊端。
依法治国当然需要执法机关认真执法，但若是法律本身有瑕疵，有法必依就成了个问题。而科学立法，不仅可能使社会有法可依，而且还可能保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所以，科学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与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