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李鸿章传》则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传记作品，通篇都体现了梁启超对“新史学”理论的思考和实践。以《李鸿章》为例对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进行分析。以得以窥见梁启超史学思想一二。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传》
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首先对中国传统史学展开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中国国民的“国家思想”之所以薄弱，群智群力之所以不振，与传统史学不能促进反而阻碍国民意识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咎其病根，梁启超将其归结为“四弊二病三难”。所谓四弊即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即，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受“四弊”、“二病”共同影响，遂使中国史学产生三种恶果，即“三难”：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鉴于此种认识，梁启超主张进行“史界革命”，彻底改造旧史学。在激烈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指导提出了“新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首先，“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其次，“历史者，敘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其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1
通读《李鸿章传》不难发现，梁启超先生的以史救国新思想贯穿全篇。甚至完全可以认为《李鸿章传》是梁启超不遗余力地为李鸿章翻案。尤其是李鸿章的外交。
首先，在军事方面，随着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李鸿章的一生也开始由盛转衰。梁启超在点评李鸿章时，虽有批评其“失机者固多”，但笔锋一转，却赞其虽败犹荣，原因有二：“其一，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其二，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御，从未有人筹一饷出一旅相急难。”甲午之战实际上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战一国，虽败亦豪！”2
其次，如果说洋务运动是经济改革，那么维新变法就是其政治上的延续，二者一脉相承，失败都是必然的。而梁启超在反思这两场运动失败的共同原因时却写到“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国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2观其意不难看出，梁启超有意识地把此部传记和自己日后的“新民”思想联系起来，“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可以弥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则外不能为患，吾何为患之”3鲜明地体现了梁启超先生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观念。
在外交方面，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赴日议和，从此更是成为众矢之的，人见皆欲杀之而后快。而梁启超先生却把李鸿章比喻为“应龙之井，蝼蚁困人，老骥伏枥。”他认为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外交英雄，不在于其个人没有手段而在于国家之落后。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写到：“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2而中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腐化、衰落的程度之深，非李鸿章一人能够改变。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写到：“（李鸿章）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2由此更可以看出梁启超为李鸿章翻案之心昭然若揭。梁启超虽然同情和理解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办外交实属无奈，但是对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并不赞成，他认为如何办中国之外交？其在《李鸿章传》中写到“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2即先要内修、新民启智，方能救亡图存。显而易见，这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不谋而合（取《大学》新民之意，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6）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的最后写到：“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2言下之意即李鸿章乃是“时势所造之英雄也”。20世纪的中国无疑使需要此类“英雄”来挽救国家之前途命运。显然，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的观点与其新民思想是一致的。梁启超先生在评论李鸿章的同时，也在为20世纪的中国呼唤“新民”，呼唤“英雄”来挽救中国。这也就是此书“意不在古人，而在来者也”的真实目的。
总之，1901年前后，即《李鸿章传》成文时期，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思想从初步形成到日趋成熟的转型时期，也是其从政治救国转向学术救国的过渡时期。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家，救国图强是其不变的政治理想。在其以学术为媒介的救国救亡之路中，他总是为那些有非常之为的人做传，李鸿章便是其中之一。这篇著作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先生对新史学理论的思考和实践，以史救国的政治思想在这部传记中表露无遗。梁启超先生和他的《李鸿章传》几乎完全可以用丁文江先生为他写的挽联“思想随时代而变，文章得风气之先！”4
不可否认，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多元性和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开创于梁启超，这是大多数史学界同志所公认的。正如张越所说的“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旗手的梁启超在对传统史学进行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热情介绍的基础上，积极倡导“新史学”，把进化论思想引入史学，并积极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为中国摆脱近两千余年的传统思想、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5”
参考文献：
[1]王纪录：《中国史学史》，[M]，大象出版社，2012年9月
[2]梁启超：《李鸿章传》，[M]，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年8月
[3]崔志海、葛夫平：《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度》，[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马金科：《论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时代性》，[M]，河北学刊，1985年第1期
[5]张越：《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J]，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
[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