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的“党指挥枪”思想和原则，是其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军不变的军魂和根本原则。罗荣桓对这一思想及其实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罗荣桓；党指挥枪
毛泽东的“党指挥枪”思想，是其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军不变的军魂和根本原则。作为唯一一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战斗和工作的元帅，长期担任军中党代表、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的罗荣恒，以其在军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支持、捍卫、实践了这一根本原则，并使这一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三湾改编前后，毛泽东在军中建立党组织，进行了“党指挥枪”思想的初步实践；罗荣恒成为我军第一批七名连党代表之一，参与三湾改编、水口建党等一系列活动，使“党指挥枪”在实践工作中落到实处
毛泽东“党指挥枪”思想初步形成于三湾改编。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由于连续作战和饥饿、疾病的袭扰，当时部队的一些人经不起考验，在紧要关头，毛泽东提出加强军队中党的领导，“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1）自此军队有了灵魂，有了核心，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曾参加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罗荣桓，于1927年9月随着自卫军一同汇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成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名军官。罗荣桓认真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并在实践中把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思想落到实处。三湾改编时，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成为我军最早的七个连党代表之一。
之后，为了确保“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贯彻，罗荣桓一方面在连队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和模范作用，另一方面配合毛泽东于各连队挑选一批工农骨干分子，发展他们加入党的组织。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水口村亲自主持连队6名优秀战士的入党仪式，罗荣桓等七名党代表应邀出席，见证6名优秀战士的入党，并被要求回去后在自己的连队积极发展新党员。10月22日，在罗荣桓的主持下，特务连在遂川县大汾举行了第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罗荣桓请毛泽东参加了这一仪式并请他讲了话。
可以看出，三湾改编时，罗荣桓被毛泽东亲点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是“把支部建在连上”的直接贯彻者和执行者；水口建党，罗荣桓参与其中，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建党活动的积极筹备者；大汾建党是罗荣桓直接领导下的首次连队建党活动，为连队中党的领导力量的加强奠定了组织基础。可以说，正是有了始终处于军队党的工作第一线的罗荣桓等人，“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思想才能在实践中落到实处。
二、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因为党内存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之争”，曾一度离开红四军前委做地方工作。罗荣桓作为支持毛泽东的少数派，至始至终支持和拥护“党指挥枪”思想，为古田会议摆正党和军队的关系、确定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红四军成分复杂，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俘虏兵占绝大部分，存在严重的旧军阀思想和习气，因此，军内曾一度出现“把政治和军事对立起来”，否定政治应该领导军事，而把军事凌驾在政治之上的严重问题。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2）。为解决军内的矛盾和争论，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中，毛泽东尽管重申自己在军事和政治关系问题上的正确主张。但是，由于错误思想占据上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这标志着毛泽东“党指挥枪”思想在实践中暂时受挫。
罗荣桓作为支持毛泽东的少数派，至始至终拥护和捍卫“党指挥枪”思想。在红四军“七大”上，罗荣桓的发言始终表示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使毛泽东在大会上不致陷入孤立。更为重要的是，当毛泽东“隐退”闽西作地方工作时，罗荣桓积极活动，为毛泽东重回红四军前委作出了努力。1929年9月，红四军八大召开。罗荣桓在会议上强烈要求请回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工作。会议听取罗荣桓等人的意见后，起草了一份“敦请书”，要求毛泽东重回红四军前委担任领导工作。但是，毛泽东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答应。直到10月22日，毛泽东接到陈毅从上海带回的要求他继任前委书记的“九月来信”后，才回到红四军前委。之后，他决定部队整训，并准备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前，罗荣桓全程协助配合毛泽东进行古田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工作。具体来说，他主要从事了三项工作：一是参加各种调查会，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调查，研究纠正方法。12月底，毛泽东来到连城县新泉，在此接受整训的罗荣桓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各种调查会，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二是参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12月中旬，罗荣桓在上杭古田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纵队、支队和部分大队党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详细讨论，逐条进行各草案的起草，最后由毛泽东总结各草案，亲自执笔，形成3万余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决议案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表现及其纠正方法进行系统地分析，从理论高度强调“党指挥枪”的重要性。三是参与红四军新一届前委的改选，并被选为前委委员，为红四军进一步贯彻毛泽东的“党指挥枪”思想奠定了组织基础。
可见，正是有了罗荣桓等人的支持和协助，毛泽东才能在古田会议上系统总结红四军建军的经验，再次摆正党和军队的位置，确立人民军队建设中“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使红军成为一支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
三、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奔赴晋冀边界、山东、东北等战场的罗荣桓，面对着新的复杂的革命环境，探索出了一条如何在军队中加强政治工作，改善党的领导的正确道路，为毛泽东“党指挥枪”思想的成熟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和现实依据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经受了双重考验。从党外来说，接受国民党改编的共产党军队，能否继续独立地指挥自己的“枪”。二是从党内来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开赴新的抗日和解放战场，军队能否继续坚守“党指挥枪”的原则。为此，毛泽东多次重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1937年9月，他明确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3）在党内，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个人独断专行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鲜明地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4）的口号，标志着毛泽东“党指挥枪”思想的成熟。
此时，先后奔赴晋冀边界、山东、东北等战场、长期担任八路军最精锐部队115师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务的罗荣桓，认真学习毛泽东日渐成熟的军事思想和原则，并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充实、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
首先，从历史上，罗荣桓总结了建军以来“党指挥枪”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在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历史历程，1944年7月，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说毛泽东是在“写下的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解决了我们建军的方向”的。罗荣桓还进一步对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他讲到，“党指挥枪”思想之所以在实践中得到发展，是同各种错误思想、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结果。一是同军阀、流寇思想作斗争。二是同各种教条主义思想作斗争。
其次，在新形势下，罗荣桓进一步明确了军队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性。1938年10月，罗荣桓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分析了由于迫于国民党的压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初期取消了政治委员等制度，党的工作受到削弱严峻现实。他说，“旅没有建立政治机关，团缩小，营党的组织没有了；政治委员的取消，影响我们的工作……营连政治工作人员的情绪也受了影响”（5），这种严峻的形势使军队有了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
最后，罗荣桓探索出一条革命时期如何在军队中加强政治工作，改善党的领导的正确道路。为在军队中加强党的领导，罗荣桓经过认真探索，逐渐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第一，发展党的组织，为“党指挥枪”奠定组织基础。1940年，《在鲁南吴家沟团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罗荣桓要求“在战士中要大量发展党员，争取占三分之一”；第二，加强政治组织机构建设，为“党指挥枪”提供机构支撑。在罗荣桓和党内其他领导人的坚决要求下，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恢复了抗战初原本取消的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第三，健全各项日常工作制度，为“党指挥枪”提供制度保障。如健全支部工作制度等。第四，加强党内教育，为部队“党指挥枪”提供思想保障。
四、建国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的罗荣桓，一方面积极探索在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另一方面又同党内出现的主张全盘照搬苏军正规化路线，削弱党的绝对领导的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从而促进了毛泽东“党指挥枪”思想的进一步完善。
建国之后，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国防建设、战争防御的需要，1951年1月，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发出了“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在此新的军建浪潮中，毛泽东对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作了很多重要指示。他要求：“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从而为建国后“党指挥枪”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调。1954年4月，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等职务的罗荣桓，与毛泽东保持高度一致，认为加强党的领导仍是处于“两化”中的军队的根本问题。
一方面，罗荣桓积极探索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比如健全总政机构，配备干部。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罗荣桓除保留并加强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以外，先后设立干部部、文化部，恢复了青年部等部门。在干部配备中，他坚持“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原则，从军队和其他部门中选调人才，使各个部门干部配备到位。
另一方面，罗荣桓在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同主张削弱党的绝对领导的认识偏差和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由于军队的正规化是新事物，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认识偏差甚至错误思想。1952年，军队准备实行正规化的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军衔制三大制度。当时有些干部就认为这三大制度的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只需要拿过来，一切照办就可以，主张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罗荣桓很快就发现这一错误倾向，并与之作坚决斗争。1951年，他在政治工作综合报告中就指出，要防止片面强调正规化而忽视政治工作的现象。1954年1月，罗荣桓主持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也明确提出：“我军越是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前进，装备加强了，兵种复杂了，分工精细了，技术提高了，就越要加强党委的统一的集体的领导”（6）。不仅如此，罗荣桓为引起党内重视，之后还多次、反复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1955年至1957年，他先后发表《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秋收起义与我军的初创时期》等一系列总结军队传统的文章，指出要继承军队“党指挥枪”的传统。
这就为我军正规化建设走向学习苏联经验与我军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加强新时期军队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罗荣桓的这种军事思想也很快融入、且被纳入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思想大流之中，促进了毛泽东“党指挥枪”思想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完善。
注释：
（1）黄瑶：《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8—399页。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7页。
（5）罗荣桓：《罗荣桓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3页。
